杨荷老师:以师为镜 勇攀学术高峰


【人物名片】

杨荷,女,上海人,现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助理教授,武汉大学数理金融学士(2003)、金融学硕士(2006),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硕士(2009)、经济学博士(2013),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2012-2013),曾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编辑(2006-2007)、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短期顾问(2010-2012)。

杨荷老师主要从事经济史、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开设《经济史》、《世界经济史》等课程,多次受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等,研究成果发表在China Economic Review等期刊上。

 

经济学乃安身立命之所

杨荷曾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担任过编辑,但她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高校”。心底的学术梦想渐渐酝酿成继续出国深造的想法,最终,在一年短暂的编辑生涯后,她选择前往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攻读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乔治·梅森大学位于华盛顿特区附近的费尔法克斯县,1972年脱离弗吉尼亚大学正式成立,近年来发展异常迅速,在公共政策、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领域享有世界级声誉。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最富有影响与代表性的经济学家James Buchanan教授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实验经济学的奠基人Vernon Smith教授,都曾在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执教。该校的创新精神与良好声誉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杨荷也不例外。正是在这所高校,杨荷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熏陶,迈出了“放眼看世界”的第一步。

杨荷在乔治·梅森大学的导师John Nye教授曾是新经济史开拓者Douglass North教授的学生及同事,以欧洲经济史与新制度经济学见长。有此师承,杨荷对经济史领域的研究颇有一番心得。她认为,由于社会结构中的某些基础要素并未彻底改变,当前的经济现象往往与历史具有相似的内在逻辑。因此,经济史的训练对研究者的视野是不可或缺的扩展,有助于学者梳理当代经济发展脉络、把握根本经济规律。例如,目前农民只有五十年的土地承包权,如果施行类似于我国古代永佃制度,将会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激发其对农地生态的保护意识。又如,正在进行的土地入股合作社的情况,与清代徽州一田二主制度下的田底权股份制亦有相似之处:农民以股东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入股合作社,能够促进土地整合。大块土地成规模地自由流转,进而转包给农业生产者,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促成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作为股东的农民/田底所有者则最终以货币的形式获得“租子”,也能从中得利。由此观之,我国古代的永佃制实践对将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就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杨荷近期发表于China Economic Review上的论文The impact of intensive farming on land tenure: Evidence from Confucius' manors (17591901),就试图通过缜密的经济分析解释历史上固定租金制逐渐取代了分成租佃制的原因。

扎实的学术基础背后是数年如一日的艰苦学习。国外陌生的学习环境迫使杨荷学会打开自己,并表达自己。杨荷说:“这段经历使人生之前的一部分归零,但与此同时,使自己得到极大的锻炼。在乔治·梅森大学求学的这段岁月里,杨荷感悟到,做学问的理想境界就是能从中找到归属感,能以其安身立命,简而言之,即不是为了生存而是因为真切的热爱而投身其中。

 

因大师科斯而结缘南强

从弗吉尼亚到厦门,从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到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天南海北的因缘际会似乎是经济大师科斯教授的影响力在冥冥中促成的。200912月,博士三年级的杨荷因参加科斯研究所于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举办的workshop而初见厦门大学;科斯教授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也构成了她与经济学院、WISE在研究领域上的深切交集。

杨荷坦言,之前对厦门大学经济学院、WISE的了解不过是浮光掠影,但其严谨正规的招聘程序给前来应聘教职的杨荷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2013年,杨荷正式受聘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WISE,继续其心无旁骛、笃学不倦的经济学求索之路。

在作为经济学院与WISE合聘助理教授的短短两年里,杨荷对于经济学院与WISE的科研环境已经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经济学院作为成熟的学术科研机构,制度与体系建设已臻完善,本地品牌效应显著;而WISE作为新生的一代,富有国际化视野,处处可见其勃勃生机与活力。因此,经济学院与WISE优势互补,同时在两院任教的自己也可以从中感受各自特色鲜明却又同样严谨的科研氛围,并加以吸收,使自身兼具国际化战略思维与切实立足国内大环境的学术态度。杨荷如是说。

 

以师为镜 精益求精

对于杨荷而言,产权理论、应用价格理论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大师Yoram Barzel教授,是其情定经济学,持续攀登学术山峰的动力之一。

2011年在洛杉矶,杨荷曾有幸参加Barzel教授八十大寿的庆贺大会,并在期间展示自己的工作论文。会议结束之后,Barzel教授因腿脚不便而乘车返回住所,当其看到杨荷时,便停下车来,缓步下车,走上前同她交谈。Barzel教授向杨荷推荐其论文可供参考的书目。Barzel教授的平易近人和关心后学,令杨荷受宠若惊。更难得的是,此后杨荷以电邮向Barzel教授请教不明之处时,他有问必答、勤加提点。杨荷告诉我们,Barzel教授的指导非常具有技巧,他往往并不直截了当地指出学生的逻辑错误,而是采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其反思,可谓谆谆善诱、诲人不倦。为了获得Barzel教授的亲自指导,杨荷在华盛顿大学度过了一个学期,对于新制度经济学领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

Barzel教授无时无刻地以自身榜样的力量影响着杨荷。一次他为杨荷布置了关于住房租赁方面的习题,杨荷因自己已在此方面有过研究而提出更换题目的请求,却遭到拒绝。经过思考,杨荷才意识到自己对于住房租赁方面的研究深度远远不够,从而更为深刻地领会到经济学背后往往隐藏着盘根错节的问题,而钻研知识不能浅尝辄止,需要抱有持之以恒的态度与精神。更令杨荷佩服的是,Barzel教授怀抱着对经济学淳朴自然的执着,对早年已发表在顶尖刊物的论文仍不时进行修改,以期达到精益求精。杨荷表示,这种饱满的学术热情也感染了自己,激励着自己不断攀援学术的高峰。时至今日,杨荷与Barzel教授仍保持着较为频繁的邮件联系,杨荷在与他的交流中不断地完善自我,并借鉴其教学艺术对自己的学生进行着同样悉心的指导。

Barzel教授之外,杨荷在乔治·梅森大学的导师John Nye教授及在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担任短期顾问期间有幸结识的林毅夫教授同样在学术方面给予杨荷莫大的帮助。John Nye教授重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探究的思维与精神,而林毅夫教授关于治学严谨的谆谆教诲也令杨荷受益颇深。

 

虚心向学 教学相长

杨荷目前教授《组织经济学》和《经济史》两门课程,她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科研想法与研究思路带入教学之中,在教学中学习。2014年秋季学期,杨荷正为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开设《组织经济学》课程,由于内容涉及其眼下所研究的乡镇企业产权变革的问题,因此她利用授课机会,通过与学生探讨相关论文、书籍与案例,共同学习我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借此机会也提高了自己对于该领域的熟悉程度。

初任教职的杨荷也有着自己的教学心经,她总结为上课的三部曲。第一部,促进学生在经济学理论、方法应用与数据处理上实现规范化,达到各方面的均衡训练:第二部,让学生精读相关文献,目的在于使学生能从中学习并掌握实践方法;第三部,教师主讲以进一步引导学生,激发学生参与讨论。

但杨荷指出,与国外的课堂气氛有所不同,国内高校的课堂活跃度有待提高。把大脑带进来,便是杨荷对于学生课上的唯一要求,她希望每位学生都能意识到自己是课堂的参与者,是课堂的一部分,进而带动思维的运转。同时,杨荷也希望每位学生能够培养主动参与的精神,擅长与同大家分享自己的意见,学会互相交流,在观点的激烈碰撞中有所收获。杨荷说:“我始终抱着学习的态度教授课程,并通过与学生之间的深入探讨与大家共同进步。”

对于当前经济学数理化的趋势,杨荷认为,目前由于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技术的盛行使数据处理成为主流趋势,这些宏观的数据也为消费者心理、投资方向、商业运作模式等提供有益的指导,这将吸引相当一部分具有完美运用数理工具能力的人士投入其中。但数理工具不是全部,经济学同样需要对现象的深入观察和直观把握,并从现象中提炼出理论。换言之,经济学研究需要先对其制度,历史背景和具体案例进行考察,再提出可能的假说,最后才对数据进行分析和验证。

杨荷总结道,擅长运用经济学“直觉”的学者和擅长运用数理工具的专家是有区别的,他们之间其实可以相互合作,各自发挥所长。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经济学直觉,也不一定所有学者都擅长数据处理,个人的优势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她给予同学们的建议是,在处于起步阶段,且不明确自己的兴趣点或擅长领域时,可通过广泛涉猎以选择自己日后专注的方向。

 

【采访后记】

12月的采访正值厦门温暖的冬季,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外的树影,在杨荷的工作室里铺洒出一地光影。来厦门大学不过短短的一年时间,她却已从这斗室之中窥见了绚丽的经济学世界,写意地漫步在自己为之倾心的学术旅途上。“走得慢些,这样才能体味生活的细节,欣赏人生沿途的风景。”从容自在而自然优雅,这似乎正是杨荷所崇尚的学术态度与精神世界。

 

(朱恺容  吴华坤)